德国能源署署长：发展新能源关键在于优化电网

　　如您所知，中国也和德国一样，资源与负荷分布不均，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富集区距离负荷中心长达上千甚至数千千米。中国正在建设1000千伏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将西部可再生能源送到东部负荷中心。您认为这样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对于中国未来的风能和太阳能的更大规模开发是否是必不可少？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科勒：根据我们的经验来看，特高压电网对于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发展新能源必须要发展电网，中国的情况还不完全与德国相同，虽然德国北部地区用电没有南部多，但毕竟还有一部分负荷，可以消纳一些风电，而就我所知中国的西北部地区负荷非常少，包括风电和太阳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却更为丰富，内蒙古地区现在已经承受不了如此多的风能。就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中国的特高压电网不是建早了，而是建晚了，新能源发展必须要与特高压电网等基础设施同步建设。
　　德国在弃核之后，电价上涨明显，民众对此态度如何？
　　科勒：放弃核电，电价就会更贵，但是这是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德国全体民众的共同决定。为了更安全的电力供应，就要支付更高的电费，多支付的成本是老百姓认可的。因为放弃核电的那一刻，大家就知道会付出代价，但是德国社会最后同意承受这个损失。
　　德国能源转型2.0版和之前版本相比，实现了哪些升级？
　　科勒：关于能源转型，我们目前达成两点共识。一是光伏和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要和电力系统相匹配，要考虑电力系统的接受能力和极限情况。所以，我们还要再修订可再生能源法，逐步取消之前的20年可再生能源补贴电价不变的条款，新装机的可再生能源将不享受补贴价格，要和传统电力一样到市场上交易，让投资者决定投资收益问题，鼓励可再生能源在电力交易市场中实现自身价值，所以20年不变的电价政策马上就要结束了。
　　二是一定要让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与电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相匹配，不能只管发电，而不管系统，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基础建设，另一方面要引入市场机制。
　　也就是说德国的可再生能源要从“计划时代”进入“市场时代”，要让过热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更加理性。
　　科勒：可以这样说，之所以要修订《可再生能源法》，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过去十几年中，我们对可再生能源的鼓励过了度、过了头，反而忽视了提高能效、节能、基础建设等其他重要的环节。今后我们将逐步降低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和刺激，转而加强对节能的鼓励和支持，同时还要重点解决电网与电力系统的问题，如智能用电问题，如电动汽车充电与发电匹配等问题。
　　可再生能源高额补贴时代就要过去了，但这个过程也很艰难。由于德国已经有100多万户屋顶光伏电站了，整个光伏产业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大的选民势力，他们都在支持可再生能源补贴，所以政府之前也不能轻易变动补贴政策。但硬币都有两面，补贴政策在制造了一批光伏受益者的同时，也制造了大批因为高额可再生能源补贴而利益受损的群体。德国可再生能源附加费高达每年200亿欧元，这些费用要摊到每个电力用户身上，不愿意支付高昂电费的群体也大有人在。而且电价上涨不仅波及千家万户，德国的中小企业也承受不了，所以这些人反对过高的电价，呼吁改变过度补贴的情况。
　　中国将实施能源革命，根据您在德国转型中的经验，您想对中国的能源革命说些什么？
　　科勒：我想说三个观点。第一，中国的光伏近年发展得非常快，特别是分布式光伏大批上网之后，将对配网产生很大压力。因为以前的配网不是为了光伏电源而建，必须改造配网才能适应光伏发展。由此带来大量的改造需求，如果不改造，将会出现很大的配网瓶颈，光伏也难以上网消化。
　　第二，以前配网的电力流是从上向下走，现在出现了从下向上走的情况，因此需要新的配网技术，同时为了解决电力拥塞问题，必须发展智能电网。未来电力用户也要适应新的电源特性，也就是说，以前用户需要多少电给我多少电，今后可能就是发多少电，用户尽可能用多少电，也就是用电侧的管理。
　　第三，我想说，中国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智能的电力系统，实现将可再生能源“运出去、消纳掉”，并不断优化系统，包括蓄电、用电和整个能源链的全过程，这是最关键的，不优化系统，就接受不了这么快速发展的可再生能源。